杨涛：新律师法必须面对司法潜规则

　　6月1日，实施了11年半的《律师法》将被新法所取代，其中新增、修订条款多达40余条，着重解决了“会见难”、“阅卷难”等长期存在于律师界的“老大难”问题，并增加了“个人可设律师所”、取证可借用司法强制力等内容。(《信息时报》6月1日)
　　这次《律师法》的修正，对于进一步完善律师的执业环境，进而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，都具有重大意义。不过，尽管《律师法》的修正亮点频频，但指望毕其功于一役，未免过于天真。因为，由于《律师法》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、与其他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以及一些地方侦查、司法机关权力缺乏监督的现状，司法实践中“潜规则”盛行，这些“潜规则”完全可能在实践中取代法律规定，从而妨碍《律师法》保障人权的作用顺利实现。
　　举例来说，《律师法》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、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，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”，这是对律师“会见权”的重要保障。然而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同时也规定：“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，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。”但是，对于什么是“国家秘密”，“国家秘密”由谁来判断，律师对“国家秘密”持有异议可否进行申诉和复议，这些目前都没有明确的规定，那么侦查机关会不会无限扩大“国家秘密”的外延，形成某种“潜规则”，从而达到限制律师“会见权”的目的呢？再比如，《律师法》规定，“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。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、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。但是，发表危害国家安全、恶意诽谤他人、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。”这是对律师“法庭言论豁免权”的规定，对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具有重要意义。但是，同样的，什么是“危害国家安全、恶意诽谤他人、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，在实践中，也完全可能由侦查、司法机关单方作出一个标准，从而形成某种“潜规则”，变相地压制律师。
　　还比如说，在《律师法》修正以前，《刑事诉讼法》就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，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、代理申诉、控告。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，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。”这表明，对于没有涉及国家秘密案件，即使《律师法》没有修正，律师同样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律师要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，这已经成为一个“潜规则”。那么，《律师法》修正后，侦查机关会不会以其他形式来限制律师的“会见权”或者搞暗中“监听”，形成新的“潜规则”呢？
　　司法实践中存在的“潜规则”，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：一是制度本身并不完善，比如法律之间存在冲突，法律没有实施细则，可操作性不强，结果就造成观点或者利益冲突的人自说自话，律师作这样的理解而侦查、司法机关作那样的理解，最终，由有权力的人说了算；二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，公权力首先是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的，如果没有相应的制约与监督机制，仅仅依靠法律条文，并不能自动生效，古人就说得好：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。当权力不受监督与制约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，自然会发生公权力违反法律来行事的现象。
　　因此，我对《律师法》修正后能起多大的保障人权作用并不盲目乐观。我建议，我们仍然必须在完善监督与制约公权力的制度上下工夫，要让侦查和司法权力“关进笼子里”；人大要加大对《律师法》实施的执法力度，坚决纠正违法现象；立法机关应当及时针对法律的冲突和漏洞加强立法，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实施细则，让《律师法》真正能起到保障人权的作用。